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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敢冒险的齐桓公靠什么成为春秋五霸之首1

发布时间:2019-10-12 22:31:35 编辑:笔名

不敢冒险的齐桓公靠什么成为春秋五霸之首?

“春秋五霸”,真正名副其实的只有三位:齐桓公、晋文公和楚庄王。三人中间,楚庄王是“蛮夷”的头子,出身本来就有问题。所谓“南夷与北狄交,中国不绝若线”

楚庄王统率“南夷”北进中原,问鼎之轻重,害得中国命系一线,危在旦夕,自然是大伙儿的“公敌”。

所以,他际会风云,一鸣惊人,爬上霸主的宝座,对那些诸夏本位论者来说,绝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,只是迫于形势,诸侯才不得不强打起精神,腻腻歪歪、言不由衷地承受下来。由此可见,楚庄王尽管神气活现、踌躇满志,但在大家的心目中,他根本算不得是五霸中的正宗角色,典型的“紫色蛙声,余分闰位,圣王之驱除云尔”

晋文公当然不同,他是华夏圈子里的人,他要出人头地,大伙儿不会有心理上的障碍。事实上,晋文公也的确够争气,上台没多久,便施展拳脚,几个回合下来,便把曾经趾高气扬、目空一切的楚国打趴在地,动弹不得,使中原诸侯终于熬到了扬眉吐气、重新露脸的时候。就霸业之盛、声誉之大而论,晋文公无疑

是春秋历史上的顶尖人物。

可惜的是,他做事过于张狂,不大计较轻重,口口声声尊重周天子,却视天子如玩偶,呼来唤去,肆无忌惮,这如何不叫人对他的行为持几分戒心。另外,他心机太重、韬略太多,用兵讲求诡诈,谋事注重算计,更给人留下了老奸巨猾的印象。无怪乎孔子都对他不无微词了,“晋文公谲而不正”

。既然是“谲而不正”,那么,晋文公在五霸中的地位,自然也得打上几分折扣。

宋襄、秦穆不够资格,晋文、楚庄又不无瑕疵,那么“五霸”之中,也就只余下那位齐桓公了。于是,人们便把齐桓公抬出来充当“五霸”的典范。孔夫子称道他“正而不谲”;孟子的态度同样鲜明,说“五霸桓公为盛”。他们这么说,可不是兴之所至的信口开河,而是当时社会舆论的客观反映。

齐桓公身后受到人们的普遍怀念乃是不争的事实,他生前的许多做法也曾为后人所效法模仿。公元前

641年,鲁、蔡、陈、楚、郑、齐多国诸侯风尘仆仆、鞍马劳顿赶到齐国搞会盟,中心的议题便是所谓“修好于诸侯,以无忘齐桓之德”

,这等于是举办了一场为齐桓公歌功颂德的专题国际论坛。

公元前 538年,楚灵王召集十三国在申地(今河南南阳市北)开大会。在礼仪方式的选择上,楚灵王毫不犹豫地表示要向齐桓公看齐,“吾用齐桓”,

透露出他企图步齐桓之后尘,号令诸侯的勃勃雄心。这些史实,都说明齐桓公才是春秋五霸中真正意义上的霸主,他身上所体现的才是纯粹至高、正大光明的领袖风度。孔子说他“正而不谲”,真是说到了点子上。

齐桓公的“正”,说白了也简单寻常,就是他的处事从根本上合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:“中庸”节制,凡事把握分寸,恰到好处,无过无不及,用最佳的方式实现了自己既定的战略目标。这种境界,看上去平凡,其实最高明,非功力深厚者所不能至也

!用今天的话说,齐桓公的厉害,源于他的太极推手功夫,核心不过是两个字——稳重。稳重,再稳重,如果细加体味,我们不能不承认,这才是政治上的大智慧、战略上的大手笔。

齐桓公的成功,取决于他的稳重。由于稳重,他才善于权衡利弊,及时变招,一旦遇上问题或挫折,知道从中认真吸取教训,尽快刹车,此路不顺换他路,而不至于一条道走到黑,直至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。历史上有多少大人物,明明知道原先的计划和方法有问题,但或因碍于面子,或因赌口意气,或因心存侥幸,总是在那里死顶硬撑,结果使事情越来越糟,直弄到山穷水尽,无法收拾。然而,齐桓公与他们不同,他懂得该撒手时就撒手的道理,所以他成功了。

齐桓公刚登基时,也一样雄心勃勃、血气方刚,老是想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,早早确立起齐国的霸权,汲汲于“欲诛大国之无道者”。管仲谏阻他,告诉他时机并不成熟,“不可,甲兵未足”

。可他全然当作耳边风,一意孤行由着自己的性子去做,满心以为中原霸主的宝座可以唾手而得。

然而,他的热情之火很快便让长勺之战那一大盆冷水给浇灭了。他引以为豪的强大齐军,居然让曹刿率领的鲁国兵马杀得丢盔弃甲,狼狈逃窜,真是败得无话可说,败得窝囊透顶。不过这次出乎意料的惨败也有一个好处,就是使得齐桓公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,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平复下来。

既然单纯的战争手段连鲁国这样军力很一般的国家都摆不平,那么,想靠它去对付比鲁国强大十倍的楚国、比鲁军能打仗的戎狄,这不纯粹是自讨没趣吗

!看来不能单纯依赖战争来实现自己的称霸目标,而应该更多地运用政治、外交手段,伐谋、伐交、伐兵三管齐下,才是正道。齐桓公是这么想的,也是这么做的。他马上调整了自己的争霸战略方针,改急取冒进为稳重待机,变单凭武力为文武并举。而正是这种稳重的做法,才保证了他日后少走弯路,一步步走向事业的巅峰。

齐桓公的稳重,也表现在他善于正确判断形势,根据实际情况与对手作必要的妥协,进两步退一步,见好便收,在可能的范围内实现自己的战略诉求。战略是否成功,不在于它战略利益有多大,战略目标有多高,而关键看它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少。如果脱离实际条件,脱离具体许可,那么,最好的战略方案也等于是望梅止渴、画饼充饥。所以,善于妥协,本身就是战略运筹中的一门高明的艺术,是寻求战略利益的一个重要手段。这方面的驾轻就熟,得心应手,无疑是一位政治家高度成熟的突出标志。

齐桓公就是这样一位成熟的政治人物,公元前

656年举行的召陵之盟,充分体现了他通过妥协的方式,实现了虽说有限但却实在的战略利益的稳重政治风格。当时,楚国兵锋咄咄北上,成为中原诸侯的巨大威胁,所谓“南夷与北狄交,中国不绝若线”。在这种情况下,当缩头乌龟是不成的,这样保护不了中原中小诸侯,任凭“南夷”四处横行,齐国岂能称为“霸主”。

然而,如果心血来潮,孤注一掷,真的同楚国真刀真枪干上一仗,弄得两败俱伤,恐怕也不是明智的选择。最好的办法是,出面组织起一支多国部队,兵临楚国边境,给楚国施加巨大的政治、军事、外交压力,迫使对手作出一定的让步。如此,既可以压制楚国嚣张的气焰,安定中原动荡的局面,又不必使自己陷入战争的深渊,付出过于沉重的代价。这叫作“全胜不斗,大兵不创”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,是战略运用上的“善之善者也”。

于是,齐桓公与楚国方面便在召陵(今河南偃城东)地区联袂上演了一出妥协大戏,楚国承认了不向周天子进贡“苞茅”的过错,表示愿意承担服从“王室”的义务,算是多少作了让步,给了齐桓公所需要的脸面;而齐桓公也达到了警告楚国、阻遏其北进迅猛势头的有限战略目的,于是也就适可而止,见好就收。这种战略上不走极端、巧妙妥协的做法,可能会让习惯于唱“攘夷”高调的人觉得不够过瘾,可它恰恰是当时齐桓公唯一可行的正确抉择。

齐桓公的稳重,更表现为他善于把握时机,算账算得十分精明,从不做赔本买卖,总是用最小的投入去换回最可观的利益,不费多少工夫而赢得充分的好处,不损多少成本而博取漂亮的名声。成本要低,回报要大,这是从事政治、军事斗争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,也是衡量评估任何战略决策高下得失的主要指标。“杀敌一千,自伤八百”,绝不是聪明人所干的事情。在战略运用上,与其焦头烂额,不如曲突徙薪。战略利益要争取,但要争得巧妙,争得自然,争得冠冕堂皇。否则,便是犯傻,便是笨拙,落下话柄,留有后患。

齐桓公的高明,就是求稳、求全,善于借力,走间接路线,因而做到名利双收。他让后人津津乐道的几件大事,如迁邢、存卫、救助周室等

,都是投入甚少而收益甚大的合算买卖。

譬如,他迁邢、存卫,并不是在邢国与卫国一遭到戎狄的攻击时,便立刻出兵援救,而是当局势明朗之后才展开行动。所以当齐兵姗姗来迟,抵达邢、卫时,邢、卫早已被戎狄攻破,这样齐军就不必去同戎狄军队作正面交锋了,而只需要做点场面上的文章:收容一下邢、卫两国的难民,然后再予以安置抚恤便成了。

如此一来,齐军并未遭到损失,但却赢得了抗击戎狄、拯救危难的美誉。齐桓公本人也几乎成了人们的大救星,歌颂之声此起彼伏,高大形象耸入云霄,“邢迁如归,卫国忘亡”

,普天下感恩戴德,全社会讴歌颂扬,这时的齐桓公岂止是“霸主”,简直是“圣人”了

!这不能不教人佩服他的老谋深算,收放自如。春秋其他几位霸主同他一比,简直是小巫见大巫,统统黯然失色 !

正因为齐桓公处事稳重,深合中国文化中的“中庸”之道,所以,尽管他在霸业上的成就似乎不及晋文公、楚庄王,然而在后世所得到的褒扬则远远胜过其他霸主。人们一提起他,总是想到他曾“一匡天下”,好像离了他,春秋这段历史就成了漆黑一团,全是子弑父、臣弑君的烂账。幸亏有了这位“九合诸侯,一匡天下,不以兵车”的人物,才给人以三分宽慰、三分希望。一个人物能以这种姿态存活在历史上,应该说他没有在世上白混几十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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